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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



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9日聯合發布了法釋〔201321號《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解釋》明確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犯罪的認定及處罰問題,對依法準確懲治此類犯罪,提供了較為明確的司法解釋依據。為便于司法實踐中正確理解與適用,現就《解釋》的制定背景、起草過程中的主要考慮、主要內容等問題介紹如下。

 

一、《解釋》的制定背景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互聯網為主體包括通信網、廣播電視傳輸覆蓋網在內的信息網絡日益普及,并呈現出“三網合一”的趨勢。截至20136月,我國網民已達5.91億,手機網民已達4.64億。信息網絡的普及,不僅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平穩發展,也方便了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還推動了人民群眾依法積極行使表達權和監督權。與此同時,一些不法分子將信息網絡作為一種新的犯罪平臺,恣意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違法犯罪活動。有人在信息網絡上捏造事實惡意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有人利用社會敏感熱點問題,炮制謠言,誤導民眾,造成公共秩序混亂,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有人以在信息網絡上發布、刪除負面信息相要挾,索取被害人或者被害單位財物,聚斂錢財;還有一些專門從事造謠、炒作、刪帖等活動的所謂“網絡公關公司”及“網絡推手”,違反國家規定,以營利為目的,有償提供刪帖、發帖等服務,牟取巨額非法利益。上述違法犯罪活動侵犯了公民的名譽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和市場管理秩序。廣大人民群眾深受其害,社會各界對此反映強烈,要求依法懲治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各類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國家為加強信息網絡管理,規范信息網絡秩序,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對促進信息網絡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犯罪,是伴隨著信息網絡的飛速發展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雖然刑法對采用傳統手段實施的上述犯罪早已作出了規定,但對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上述犯罪,尚缺乏有針對性的、明確的、具體的規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存在法律適用不夠明確的問題。

 

為確保法律適用統一,依法懲治、有效防范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等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當前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廣泛征求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專家學者等社會各方面的意見,起草了《解釋》。2013年9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89次會議、20139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9次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解釋》。

 

二、《解釋》起草過程中的主要考慮

 

為確保《解釋》符合刑法規定精神,體現信息網絡特點,適應司法實踐需要,在起草《解釋》過程中,注重把握以下幾項原則:

 

第一,立足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犯罪,有的侵害了公民的名譽權、財產權,有的擾亂了公共秩序和市場管理秩序。網絡造謠、傳謠活動也妨礙了網民從信息網絡上獲取真實信息。《解釋》通過依法懲治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敲詐勒索等犯罪,為受害者伸張正義,恢復名譽,保護公民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同時,網絡秩序是現實社會公共秩序的延伸,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規制網絡行為,是維護健康、有序的網絡秩序的現實需要。《解釋》順應了新時期廣大人民群眾對依法懲治信息網絡犯罪、規范信息網絡秩序的普遍期待和迫切要求,嚴密了刑事法網,依法打擊此類犯罪行為,有助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依法科學解釋。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誹謗等犯罪,只是誹謗罪等傳統犯罪在信息時代的新型表現形式,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解釋》嚴格依照刑法規定的誹謗罪、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非法經營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針對網絡犯罪的行為特征和實際危害,明確了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同時,《解釋》對相關犯罪“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共同犯罪的認定標準等也作出明確規定。為依法懲治上述犯罪提供了明確的司法解釋依據,有助于統一司法標準,規范司法行為,確保嚴格依法辦案。

 

第三,明確法律界限,保障公民依法行使表達權和監督權。廣大網民通過網絡表達意見、關注社會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公民依法在信息網絡上發表言論,始終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國家通過網絡上的各種信息和評論,能夠了解社會情況和群眾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和建議。但網民在行使表達權的同時,不能觸及法律底線。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會允許有誹謗他人的所謂“言論自由”。出臺《解釋》不是為了“管制”網絡言論。《解釋》厘清了在信息網絡上發表言論的法律邊界,也嚴格區分惡意造謠、惡意傳謠行為與不明真相發帖、轉帖行為之間的界限,有助于確保公眾依法、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表達權和監督權,最大限度地保護公眾的言論自由。

 

第四,注重教育引導,推動信息網絡健康發展。《解釋》同時還具有教育、引導作用,有助于促使廣大網民自覺規范上網言行,營造健康、積極的網絡環境,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同時,《解釋》立足當前實際,依法打擊公眾反映強烈的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相關犯罪,有助于促進相關部門加強對信息網絡的日常管理,完善網絡違法犯罪防范機制,推動信息網絡健康、有序發展。

 

三、《解釋》的主要內容

 

《解釋》共十個條文,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1)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犯罪的行為方式、入罪標準、適用公訴程序的條件;(2)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的行為方式及具體認定;(3)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行為方式及具體認定;(4)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行為方式及數額標準;(5)所涉共同犯罪和犯罪競合的處理;(6)對信息網絡的含義進行了明確界定,包括以計算機、電視機、固定電話機、移動電話機等電子設備為終端的計算機互聯網、廣播電視網、固定通信網、移動通信網等信息網絡,以及向公眾開放的局域網絡。 

 

(一)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犯罪的認定

 

《解釋》第一條至第四條分別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犯罪“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行為方式,“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時適用公訴程序的條件,以及誹謗信息數量的累計計算等問題。

 

1、“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認定

 

《解釋》第一條對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中的“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作出了具體規定,主要包括三種行為方式:

 

一是“捏造并散布”。即《解釋》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是最為典型的網絡誹謗行為方式,具體是指行為人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后,由本人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行為人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后,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后者也包括行為人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后,支付報酬雇用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

 

二是“篡改并散布”。即《解釋》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內容篡改為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該項規定主要針對“歪曲捏造”的情形。“篡改”是指“用作偽的手段改動或曲解”,也就是“實質性修改”,即故意改變事實。如網絡上出現一個原始帖子,稱“某被害人在某酒店與異性友人共進晚餐”。原帖內容可能是真實的,或者即使失真,也達不到“損害名譽”的程度。行為人為達到誹謗他人的目的,借題發揮,惡意地將原帖內容歪曲修改為“某被害人與其情婦在某酒店開房過夜”。這就是典型的“篡改”,且“篡改”后的內容已經損害了他人的名譽。實踐中除“歪曲捏造”外、還存在故意放大、渲染等情形。對此除非達到“實質性修改”的程度,否則一般不能認定為“篡改”。

 

三是“明知是捏造而散布”。即《解釋》第二款規定的“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本條前款兩項規定是針對造謠者,本款規定針對惡意傳謠者。需要強調的是,如果行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虛假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發布、轉發的,即使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了一定的損害,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也不構成誹謗罪。實踐中要嚴格區分構成犯罪的惡意誹謗行為和普通網民在不明真相情況下進行的發帖、轉帖行為。適用本款規定應注意把握以下問題:

 

關于“明知”的認定。“明知”在刑法上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知道”,即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知道特定的事實,例如行為人及其“上家”均承認,行為人明確知道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信息系“上家”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二是“應當知道”,即行為人雖否認自己知道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信息系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但基于相關證據,能夠推定行為人知道該情況,且行為人對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釋。實踐中,認定行為人“應當知道”要依法有據,不能主觀指證,必須依據相關證據材料綜合判斷。在認定“應當知道”時應當特別慎重,要將惡意傳謠者與不明真相的無惡意傳謠者區別開來。實踐中如果把握不準或有爭議的,應當本著“就低不就高”、“有利行為人”的原則,不認定為“應當知道”。

 

關于“情節惡劣”的認定。本款不僅要求行為人“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且要求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才能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主要考慮是,對于惡意傳謠者與造謠者也要區別對待。惡意傳謠者不是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源頭”,判定其行為性質,也應當注意考察具體情節的惡劣程度。需要說明的是,“情節惡劣”不同于誹謗罪入罪標準的“情節嚴重”,它指的是惡意傳謠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傳播”行為的惡劣程度,如行為人的動機卑劣、散布的誹謗信息內容惡毒、或者行為人長期誹謗他人等。

 

2、“情節嚴重”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行為人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必須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依法才構成誹謗罪。《解釋》第二條采取列舉的方式,明確了認定網絡誹謗犯罪“情節嚴重”的具體標準,規定了較為嚴格的入罪門檻。

 

一是數量標準。《解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誹謗行為“情節嚴重”。如果一個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信息被眾多人所點擊、瀏覽而知曉,就說明被害人的名譽已經受到損害,具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解釋》將被點擊、瀏覽次數確定為“五千次”,是依據實證調研的結果,也參考了有關司法解釋的先例。將被轉發次數確定為“五百次”,與被點擊、瀏覽次數保持一比十的關系,是根據網絡傳播規律,聽取了專業部門意見,進行了技術論證,嚴格審慎確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解釋》規定的上述數量標準,是指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或者被轉發次數。這就意味著,在計算具體數量時,應當扣除被害人自己點擊、瀏覽或者轉發的次數,也應當扣除網站管理人員為維護網站而點擊等的次數。此外,還應扣除其他故意虛增而點擊等,導致統計失真的次數。

 

二是危害后果標準。《解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的”,應當認定為誹謗行為“情節嚴重”。如果網絡誹謗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造成上述后果,顯然具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構成了犯罪。此種情形就不問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或者被轉發次數,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

 

三是主觀惡性標準。《解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應當認定為誹謗行為“情節嚴重”。體現了刑法對行為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的重視和評價。對于這種屢教不改,反復惡意誹謗他人的行為人,不論誹謗信息被點擊、瀏覽、轉發的次數,也不論是否造成被害人或者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后果,也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

 

3、“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誹謗罪除“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外,屬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案件,應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為了明確網絡誹謗刑事案件適用公訴程序的條件,《解釋》第三條列舉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七種情形,既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依法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助于懲治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犯罪。

 

關于“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情形。行為人捏造事實誹謗他人,進而引發了群體性事件,顯然屬于已經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實際的危害。關于“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情形。主要是指妨害國家的公共管理活動,引發生產秩序、生活秩序、學習秩序、工作秩序等公共秩序的混亂。關于“引發民族、宗教沖突的”情形。民族、宗教問題關系到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屬于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如果行為人實施誹謗犯罪涉及民族、宗教問題,進而引發民族、宗教沖突,破壞民族團結、宗教政策的,屬于對國家利益造成了嚴重危害。關于“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情形。主要是考慮到,行為人不間斷地惡意誹謗多人,不僅侵犯了各個被害人的名譽權,實際上也已經嚴重危害了社會秩序。如果對此也適用自訴程序,需要多個被害人分別提起自訴且需要并案處理,不利于切實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關于“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情形。行為人通過誹謗特定的對象,抹黑我國的政治制度,損害我國的國家形象,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危害性大。關于“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情形。主要是指誹謗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等,引發外事交涉、外交抗議等情形。

 

廣大網民利用信息網絡進行“網絡反腐”,對反腐倡廉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一些腐敗案件最先就是在網絡上曝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隨后得到了及時的處理。對于廣大網民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違法違紀行為的,有關部門應當認真對待,負責任地核實,及時公布調查結果。即使檢舉、揭發的部分內容失實,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或者不屬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就不應以誹謗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對于那些打著“網絡反腐”的幌子,惡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行為,尤其是有組織地大肆誹謗他人的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構成犯罪的,就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司法機關要嚴格依法辦案,嚴格入罪標準,防止誤傷那些積極進行輿論監督、但部分舉報內容失實的舉報者。

 

(二)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的認定

 

信息網絡既是工作、生活、學習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也是公眾溝通交流的主要媒介和平臺,體現出較強的“工具性”和“公共性”特征。《解釋》第五條結合信息網絡的上述兩種屬性,明確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尋釁滋事犯罪的兩種行為方式。

 

1、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的認定及處理

 

《解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該款規定反映出信息網絡的工具性特征。實踐中需要把握以下兩點:一是如果利用信息網絡辱罵特定的個人,則可能存在尋釁滋事罪與侮辱罪的競合。如果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應按照《解釋》第九條的規定,依照處罰較重的罪即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二是要嚴格入罪標準。辱罵、恐嚇行為必須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同時對社會秩序造成了現實的破壞。對于一些網民在網絡上發泄不滿,辱罵他人的,要重在教育,強化管理,一般不要輕易適用本款規定按犯罪處理。

 

2、在信息網絡上編造、散布虛假信息,起哄鬧事的認定

 

《解釋》第五條第二款規定:“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信息網絡具有明顯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網絡社會已經與現實社會融為一體,成為現實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信息必然會對現實社會產生直接的、實實在在的影響。顯而易見,編造虛假信息并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進而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此類行為具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應當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需要把握以下兩點:一是該款規定的“虛假信息”,不是針對特定的自然人而捏造的虛假事實,而是針對不特定的自然人或者單位、公共事件而編造的虛假信息。如果針對特定的自然人,捏造損害其名譽的虛假事實,并在網絡上散布的,應當適用《解釋》第一條的規定處理。二是“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主要是指導致現實社會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網絡空間是現實社會的組成部分,行為人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虛假信息,起哄鬧事,在導致網絡秩序混亂的同時,往往會導致現實社會公共秩序的混亂,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等。對此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于法有據。

 

(三)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認定

 

《解釋》第六條明確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行為方式。

 

1、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行為方式

 

《解釋》第六條規定,“以在信息網絡上發布、刪除等方式處理網絡信息為由,威脅、要挾他人,索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實施上述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的規定,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實踐中,主要表現為“發帖型”敲詐勒索和“刪帖型”敲詐勒索兩種方式。“發帖型”敲詐勒索,是指行為人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到有關被害人的負面信息,然后主動聯系被害人,以在信息網絡上發布相關負面信息為由,威脅、要挾被害人,進而索取財物。而“刪帖型”敲詐勒索,是指行為人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到有關被害人的負面信息后,先在信息網絡上發布,然后主動聯系被害人,以刪除上述負面信息為條件威脅、要挾被害人,進而索取財物。與“發帖型”敲詐勒索相比,“刪帖型”敲詐勒索通常要借助一定的網絡平臺。例如行為人自己建立或者經營所謂的“維權網站”,收集不利于被害人的負面信息后,發布在該網站,然后與被害人聯系并告知該網站上有不利于被害人的負面信息,要求對方將特定數額的錢款存入指定的賬戶,否則就要繼續在網絡上發布或者炒作相關的負面信息。由此達到索取財物的非法目的。

 

2、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罪與非罪的界限

 

《解釋》第六條采用了“索取”的表述,意味著認定敲詐勒索罪,要求行為人必須有主動向被害人實施威脅、要挾并索要財物的行為。尤其是對于“刪帖型”敲詐勒索,如果行為人沒有主動與被害人聯系刪帖事宜,未實施威脅、要挾,而是在被害人主動上門聯系請求刪帖的情況下,以“廣告費”、“贊助費”、“服務費”等名義收取被害人費用的,不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如果被害人主動上門聯系請求刪帖,但并不同意支付費用,而行為人以不支付費用,或者不支付指定數額的費用就不刪帖甚至將對負面信息進一步炒作為由,威脅、要挾被害人,進而索取費用的,可以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此外,《解釋》第六條采用的是“信息”而非“虛假信息”的表述。行為人威脅將要在信息網絡上發布、刪除的涉及被害人的負面信息即使是真實的,但只要其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以發布、刪除該負面信息為由索取公私財物,仍然構成敲詐勒索罪。

 

(四)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認定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非法經營犯罪,反映出當前網絡犯罪的非法牟利特征突出,組織鏈條明顯。《解釋》第七條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行為方式和數額標準等問題。

 

1、“違反國家規定”的理解

 

《解釋》第七條規定的認定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的依據,主要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和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依照《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的規定,利用互聯網實施該決定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所列行為以外的其他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依照《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國家對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實行許可制度,對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實行備案制度,未取得國家有關部門的許可,不得從事互聯網有償信息服務。當前,一些“網絡公關公司”以營利為目的提供非法刪帖服務,或者明知是虛假信息而提供發布信息等服務,擾亂了信息網絡服務市場管理秩序,屬于未經國家許可,“通過互聯網向上網用戶有償提供信息或者網頁制作等服務活動”中“等服務活動”的情形。

 

2、“以營利為目的”的認定

 

當前,一些“網絡公關公司”、“營銷公司”通過在信息網絡上進行信息炒作、發布不實信息等方式,吸引公眾關注,進而牟取非法利益。這種以營利為目的,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或者明知是虛假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布信息等服務的行為,實際上是為誹謗、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提供了傳播虛假信息的手段、平臺,擴大了信息網絡上虛假信息的影響范圍。不僅擾亂網絡秩序,而且破壞了市場管理秩序,是當前信息網絡上種種亂象的重要推手,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對于個別網民并非專門從事經營活動,只是偶爾一兩次幫助他人發帖,并收取一定費用的,即使數額達到了《解釋》規定的標準,一般也不宜認定為“以營利為目的”。

 

3、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行為方式

 

《解釋》第七條規定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的兩種行為方式:一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二是明知是虛假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布信息等服務。對于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的,《解釋》不要求行為人明知所刪除的信息為虛假信息。當前一些“網絡公關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刪帖”業務,但刪除的信息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廣大網民發布的真實信息。國家依法保護網絡用戶合法的信息交流活動,這屬于信息網絡服務市場管理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有償刪除信息網絡用戶發布的真實信息,其行為既侵犯了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信息網絡服務市場管理秩序,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對于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有償提供發布信息等服務的,《解釋》明確規定,必須以行為人明知所發布的信息是虛假信息為前提。如果行為人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布信息服務,但發布的信息是真實的,即使收取了一定數額的費用,也不應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4、非法經營犯罪數額的認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要求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才構成犯罪。“情節嚴重”的標準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非法經營數額或者違法所得數額。《解釋》第七條第一款明確了個人和單位通過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情節嚴重”的數額標準,即: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萬元以上;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十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此外,《解釋》第二款還明確了個人和單位通過信息網絡實施非法經營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數額標準,分別是“情節嚴重”標準的五倍以上。符合該數額標準的,應依法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五)共同犯罪的認定和犯罪競合的處理

 

1、共同犯罪的認定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犯罪,行為人在實踐中可能面臨資金、場所、技術等方面的困難,進而尋求他人的幫助,從而涉及共同犯罪問題。《解釋》第八條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犯罪,為其提供資金、場所、技術支持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實踐中對于共同犯罪的認定,必須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犯罪為前提。如果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相關犯罪活動,即使客觀上提供了資金、場所、技術等幫助,也不能認定為共同犯罪。

 

2、犯罪競合的處理

 

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犯罪,可能同時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的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等犯罪。針對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解釋》第九條規定,對于上述情形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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